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为人民的需求服务，不是为民富国强服务，而是为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，公有制又是为谁服务？吴小平有些话好像又在说反话，所以我意思的针对性是否准确，待查。
要合理确定混改企业的股权结构，保障非国有股东的平等权利，真正实现利益有序制衡。要切实增加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数量，选取更多企业开展试点。
要规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，真正做到定位清晰、权责对等、运转协调、制衡有效，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。要针对商业一类、商业二类的不同情况，合理确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节奏、进度和途径。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，要坚持两个一以贯之，企业党组织总揽全局，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，正确处理好企业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，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。或在上市后以定向增发等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，优化股权结构，规范公司治理。2014年，国务院国资委选择中国建材集团、国药集团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。
全面结合各项试点工作，统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。推进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资本有序混合。事实上，经济不景气时，都是供需两手抓，只是侧重略有变化而已，如我国1997年是需主供辅，18年后是供主需辅。
由此我想到一幅对联：上、下联为：精神中庸上承中华文明/物质中产下接太平盛世，横批是中道治国。不少关系可能是对半开，如宏观与微观、供给与需求、规范与实证、投资与消费、义与利或德与财等。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，也要利用这一点，事情才能顺利进行。对此，经济工作者当深戒之。
究竟是二八开、三七开还是对半开好?都得结合实际与国情，把握好度（参见中道线：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例，在A点，政府作用很大，比如战时管制经济。治世尚中道，乱世走极端。
宏观/微观的关系，长期以来是微观主体过少、不活、创新不足，宏观上既有计划控制后遗症、管得过多过死的因素，也有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不懂、不熟、不稳的因素，还有对国内外两个大局下的宏观调控无经验的一面。我常对一些争论感到迷惑：争论双方都在概念上做文章，对现实、真相了解少，求善不求真，无视历史、不管事实，理念至上、立场至上，如同王元化所言的意图伦理。事实上，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中有大量运用中道思维的生动案例。从横向看，同一时点各国的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大小不同，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，美国的政府监管过少，资本过度自由——就导致危机，出现了政府失灵。
实际工作者多有同感：凡事成功，需要目标正确、方法正确与操作正确的三统一，缺一不可。中国也是如此，1949年前的民国经济相对自由，建国后近30年是政府控制的计划经济，改革开放后又逐步迈向经济自由。由于中道线上的比例关系变动不居，很易招来不科学甚至像巫术的质疑。最近任正非谈到方向没有绝对正确，只有大致正确，也体现了对不精准、不确定的深刻认知。
在经济学方法论上，正确运用中华传统的中道方法，既有利于修正西方经济学中的极端思维、正确理解中国经济实践，也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创新，并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。四 经济学常被看作两难选择的学问，有选择就有所取舍，就有机会成本，需要两难中拿出最优或次优，中道智慧由此彰显。
） 作者：杨正位，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进入专题： 中道思维 经济研究 。供给/需求的关系，二者构成市场须臾难分的两个方面，此时强调供给、彼时强调需求，因时因地制宜，是正常的政策需要，可谓阳光下无新鲜事。
从纵向看，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—市场关系，也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几百年来走过了干预—自由—干预——自由—干预的反复过程。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火起来了。2017年7月2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强调，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系，稳是主基调，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。教材里的西方经济理论，似乎隐含一条规律，理论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，从古典自由主义—凯恩斯主义—新自由主义。但政府如何作用，作用多大，得更多考虑国情、发展阶段等因素。于此紧要之际，倡言经济研究的中道方法，对于中国及世界疗此极毒、平稳步入常态社会，亦有参考价值。
到2001年美国高技术泡沫破灭、2008年次贷危机时，又强调扩大需求。中道还讲经权，讲究中正与权变，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。
极左者自我封闭，不知外部世界咋样，往往自视过高，枉顾事实与真相，容易自大自狂，丧失改进的动力。老路与邪路，皆是死路。
无论是需求政策还是供给政策，无论是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，无论是发展政策、改革政策还是社会政策，都要把控好‘度，既不过头，也防不及。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动态的，二者间的度是移动、有波幅的。
而且这些关系变动不居，因时而化，因地而移，因国而变，逾淮为枳，自然规律。这个道理如同苏轼所言，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，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，齐桓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哙专任子之而败，事同而功异。（2016年1月初稿，2018年1月修改。如IMF给拉美金融危机后开的紧缩药方，反而使经济衰退，适得其反。
康梁变法之误，不在于其目的是否正确、理想是否高尚，而是脱离实际、操作性差，终致旧者已亡、新者未立上负其君、下累其友，令人痛惜。我国当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但前面还有一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，开的是君臣佐使相济的良方，并非只有一味的偏方。
经济学的中道思维，还得用事实、用真相说话，早日跳出概念之争，破概念之执。中国的渐进式、双轨制改革，不光计划与市场、价格双轨制是二元，城乡是二元，特区与非特区是二元，对内与对外是二元，政左与经右是二元……针对历史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一元化体制，二元式改革有其现实合理性，也体现出高超的改革智慧，一分为二、做好增量、以新带旧也许正是当时的高明之处。
这样，从旧体制中长出一个新的、有活力的增量中国，并与存量互动、博弈，诞生出一个新体制。所以对于经济生活中的对应关系，应把握好度，回归常识与现实，认清当一方转向另一方时，往往不是非此即彼，不是一方排除了一方，不是一面消灭了另一面，而是相对关系的变化，就象阴阳互动的鲜活太极图。
规范/实证的关系，是减少争论、减少空口号、增加实证、增加数据的过程，当前也到了需关注规范的阶段，更应重福利与公正。又如，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，对于如何做好宏观调控及国民经济管理，权威人士在2015、2016年在《人民日报》连发三文，反复强调度，要灵活适度、适度扩大等，充满了中道智慧。在今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‘稳和‘进是辩证统一的，要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，把握好工作节奏和力度。无论是萨伊定律还是凯恩斯定律，过于强调供给或过于强调需求，都难免偏执。
中华文明走向复兴，需要再造治世盛世。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时又出现了新供给学派，主张回到萨伊那里去。
当前我国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政府的更好作用，这涉及经济学的一对基本矛盾——政府与市场关系。如何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，创造性地吸收和转化，何廉、高鸿业、林毅夫等几代人作了有益尝试，仍待后继者持续努力。
试举两例，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然而，当前国内外极端言论都在回潮：国际上民粹主义、狭獈民族主义、宗教极端主义、封闭保护主义、全球化中的两极分化等都在升温，有的已付诸行动，有可能滑向零和博弈与以邻为壑的境地。
